抗战胜利前夕，张学良对自己的前途命运颇为乐观，他曾经说过，在两种情况下，他可能恢复自由。

一是抗战取得胜利之时。张学良说：“西安的事情，我的初衷是为了让他领导民众抗战，抗战胜利，他自然没有理由不再让我出去。再说，抗战胜利，我张学良没放过一枪一弹，而他是抗日英雄。放了我，一显得他宽容大量，二来不怕我争抢抗日之功，三则我手下已没有一兵一卒，他用不着对我再加防备。”

二是抗战胜利之后，国民大会召开，全国各党各派合作，一致公推他为大总统之日。张学良说：“他的声望可以在这时候达到顶点，集党、政、军大权于一身。国家统一，内乱平定，人民都安居乐业了，他再扣住我，已没有任何意义。”

东北军政老人莫德惠在探望张学良时，听到这种说法，既觉欣慰，也觉得有一定道理。在他看来，世上哪有为一时之愤而将人囚禁终身的道理！何况张学良曾经有恩于老蒋，对他也算是忠心耿耿。如果以上两种情况出现，他若再不还张学良自由，于国于民都不好交代。
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9月2日，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国航空母舰“密苏里”号上，举行了日本正式投降的签字仪式。

八年抗战，中国人民以几千万生命的代价，取得了最后胜利。

消息传到张学良的幽禁地贵州桐梓县小西湖，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欣喜若狂，他们同警卫们一道又笑，又叫，又跳，兴奋地手舞足蹈。

此时的张学良，只有四十四岁，内心并不老迈。大概是因为对未来的看法太过乐观，太想一扫阴霾，再大干一场，张学良一激动，竟做了一件在政治上很不成熟的事。他找来一块红绸子，在上面写了四个大字：东山再起！然后通过关系送给了原东北军的高级将领。

军统戴笠将张学良的这个举动密报给老蒋的时候，老蒋脸色阴沉，这让他更加有理由相信，张就是笼中虎，绝不可轻放。

遗憾的是，当时的张学良并没有意识到红绸题字对己有害，他依旧坚信此前的判断，认为此时老蒋已无理由再扣住他。为了含蓄地提醒老蒋，他将半年前莫德惠赠送的那只瑞士欧米茄钟表公司百年纪念的金表，托人送给了老蒋，作为抗战胜利的礼物。

张学良给老蒋送表，具有中国人的含蓄和高明。他在不提旧事，避免指责对方的前提下，巧妙地提醒老蒋，九年光阴已经过去了，关押自己的时间够了，该给我恢复自由了。

坊间有种说法，说老蒋的回复也很绝，他没有直接拒绝，而是回赠了张学良一根鱼竿，意思是说，不要想入非非，在你该待的地方好好待着吧。

事实上，当时的蒋介石处在巅峰，傲慢异常，他没有任何回复，而是以石沉大海的方式回告了张学良，自由是不可能的。

张学良内心虽然痛苦，但并没有彻底地绝望。

1946年1月10日，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拉开帷幕。这是一次中外瞩目的会议，其成败关系到中国此后战与和的大局，全国民众都对此次会议寄予了极大期望。

在涉及政治民主化的问题上，民盟代表周鲸文来到中共代表团驻地，向参加会议的周恩来和董必武提出要求，希望曾经同东北军有过“三位一体”关系的中共代表，能在会议上就张学良的自由问题有所主张。

周恩来慷慨应允，并代表中国共产党，在会上提出应立即恢复张学良、杨虎城的自由。

周恩来说：“张、杨二人的西安之举，其动机乃是为了抗日，而事实上，也确实起到了促进全民抗战早日到来的作用。就这一点来讲，张、杨二人并非罪人，而是英雄。要是没有张、杨的努力，西安之事不可能得以和平解决，抗战的进程要受到严重影响。今日，我们甚至不能坐到一起，来召开这个政治协商会。再则，两位将军失去自由已达九年，再不还以自由，于国于民都说不过去！”

周恩来的发言，激起各界极大反响，多数代表都主张立即释放两位将军。民盟代表还拟订了一封要求释放张学良的长信，交给老蒋。

在这个历史时刻，老蒋露出了他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独裁者嘴脸。他授意邵力子代表他向协商大会回答：他与张学良的关系不能以国法、公义来论，而“乃如父子的私情”，他“管束”张学良，完全是“出于爱护之心”。

一件关系到民主政治的严肃大事，就这样被老蒋轻松地罩上了一层“家法处置”的外衣。

至于杨虎城，他甚至连提都没有提及。

老蒋做事，狠绝起来是真狠绝。

正式表态张学良“家法难容”之后，紧接着老蒋又做了一件事，他向时任江西省主席的王陵基发出指令，要他在兴国县的阳明洞外修建一些房屋，先称是为了自己巡行避暑之用，等房屋修好，他又表示，这是为长期幽禁张学良做准备的。

宋美龄、宋子文兄妹得知老蒋欲将张学良长期幽禁在穷乡僻壤，出于当初的朋友承诺以及当下的军事现实，他们曾向老蒋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，关押张学良有悖信义，没有益处。眼下是用人之际，不如将张学良释放，并由他率领国民党军队挺进东北，对付共产党。

时人曾有评价，此议不失为大胆高明，且对张汉卿吃得很准。果真如此，东北的战局绝不会演变成后来一路崩溃、无法收拾的局面。

可是，当时国民党军中实力派、少壮派，例如陈诚、杜聿明等人，都视东北为张口即叼的肥肉，不愿请让他人，尤其是昔日的东北少帅张学良。这帮虎狼将领向老蒋建议，放张学良去东北，就是放虎归山。此人叛逆误国，借口杀掉，无损东北局面，反而有利。

陈诚、杜聿明等人的话，让老蒋想到了张学良不久前的红绸题字，后背不禁泛起凉意。

张学良对自由望眼欲穿，苦等良久没有一点消息，终于，他彻底地明白了，宁可负于天下，天下不可负于他老蒋一人。

希望的破灭，又一次给张学良带来了沉重一击。赵四小姐惊讶的发现，几乎是一夜之间，张学良的头发又白了许多，顶上头发已几乎落光，视力也急剧减退。

他已不像一个四十多岁的人，而像一位悲苦的历史老人。

赵四小姐实在看不下去，于是安慰说，“汉卿，你不要绝望。也许委员长忙着还都，一时还没顾上呢？”

张学良愤愤不平地说，“不要再天真了！我过去吃亏就是因为天真。现在又天真了九年，难道我还要这么天真下去？”说完，张学良仰起头，强忍住涌出的泪水，长嘘一声：“此恨绵绵无绝期······”

生活重新回到枯寂绝望的轨道上，张学良每天唯有读史、写字、散步、垂钓，陪伴他的只有赵四小姐和幽深无边的孤独。

1946年夏天，时任军统局西南情报站站长的沈醉来到桐梓。沈醉作为戴笠身边的红人，颇懂人情世故，过去时常来看望，张学良并不厌恶。

此次前来，沈醉向张学良透露了一个惊人的噩耗，初春时候，南京雷电交加，暴雨不断，戴笠乘坐的一架专机撞在了江宁板桥镇南畔岱山的半山腰上，机毁人亡。

听到这个消息，张学良久久没有言语。戴笠，一个秉承老蒋意志，掌握他生死的人，现在这个臭名昭著的人突然死了，难道这是上苍降下的报应？可问题是，恶人遭报应，无辜之人就能好吗？

想到这里，张学良哀叹一声，只说了一句，情况变化很大啊！

沈醉怔怔地看着他，一时不知是什么意思。

这时候，张学良又哀叹地说了一句，“大家都要回去了，连兵工厂也结束关门了，可我还继续留在这个夜郎国，不知什么时候能够离开？”

沈醉无法回答，黯然离去。

不久，1946年9月末，莫德惠又风尘仆仆地来到桐梓。这次来看望张学良，莫德惠带来了一个好消息，老蒋表示，只要张学良答应三个条件，“管束”便可以解除。

莫德惠表示，这是老蒋迫于压力，做出的最后让步。

张学良急切地问，哪三个条件？